《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为什么要把这两首词放在一起呢，笔者看来，首先是时间上的先后，经历过一系列政治风波后，苏轼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这两首词中。
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黄州所作《定风波》这首记事抒怀之词作于公元年（宋神宗元丰五年）春，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第三个春天，此时是王安石变法期间，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新旧党争不断。根据词中小序所记，词人与朋友春日出游，风雨忽至。一方面，雨骤风狂，“穿林打叶”，“穿”字很有力度和画面感，苏轼对此以“莫听”处之，并“何妨吟啸且徐行”。大家想象一下这画面：一群人遇大雨，衣服打湿了，朋友都深感狼狈，跑着躲雨，而我却不东窜西跑，就唱着歌，吟着诗，慢慢向前走，没有停下来，心里想着：我有竹杖芒鞋，甚至比骑马还轻快，我不怕外边的一切风雨，准备冒着风雨过我这一生。料峭春风把我的酒吹醒了，春天的寒叫料峭春寒，李清照也有词描写这春寒，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一阵风来雨后顿时觉得“微冷”，山头上还有一轮斜日尚未落下，阳光似乎迎面照射过来。我回头看一看我刚才走过的道路，虽然经过一段风雨的萧瑟的这样的遭遇，但我还是我，我要依然要“归去”，管他是风雨还是晴天，再有打击我也不怕。词的小序中也有记述，已而遂晴，这其实何尝不是人生的遭遇呢，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所以晴天终会来临。
苏轼赤壁图以此看来，三年的黄州贬谪岁月，已经让东坡看淡了世间政治冷暖，正如郑文焯在《手批东坡乐府》中评此词：“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宋史·苏轼传》中记述也非常平静：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越是在逆境中，越能显示出一个人的襟怀，这首词已经诠释了他的人生信念，在坎坷人生中依然乐观豁达，赤壁怀古中的无可奈何之感已经不显踪迹。
写《八声甘州》时，苏轼是被从杭州召回汴京，心情也甚是复杂，回到朝廷以后的结果如何，将来的得失祸福如何，不可逆知。为什么呢？这里需要讲一下时代背景，王荆公变法时，苏轼反对新法，当然就容不下于新党，于是新党中的小人罗织“乌台诗案”而遭贬黄州；后来，王安石被两度罢相，旧党发起攻势，司马光当政，苏轼理所当然地由黄州调回京城（当然这中间也有一番曲折，在此不表）。但司马光决不是省油的灯，不论所以然，完全废除新法，长期在基层执政的苏轼认为此法过于草率，新法也有其好的一面，因而反对这种“一刀切”的做法。
难道苏轼是两面派吗？谁上台就反对谁，其实，我们的东坡先生并不是摇摆不定的人，实际上，他跟司马和王安石均是好友，但难能可贵在他能坚持自己的政见，不像当时的其他朝臣，结成党派互相攻讦。因此，王安石变法错的地方他反对，司马光一刀切过于粗暴，他也不支持，进而也就不容于旧党。他是一个能坚持真理的人。好在，经过乌台生死和黄州之贬，他已看淡这种宦海浮沉，既然与旧党的人论政不合，于是就出官到杭州，后来又被召回汴京，《八声甘州》就是离杭回汴京，与友人相别时写的。你看他这首词：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那多情的风卷起钱塘江潮涌来，又无情地送潮归去，王国维先生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万物又何尝不是如此，多情反被无情恼。继续写景并融入兴叹之情：钱塘江上，西兴浦口，有多少次的潮去潮回，有多少次的日升日落，与人事更迭何其相似，直接引出“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不用说今古的变化，眼前的朝廷呢，党争之漩涡，有多少人起来又有多少人倒下去了，谁能独善其身？进而转到词人自身“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我苏东坡经历了人生这么多变故，可以说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得失荣辱、机智巧诈之心都是过眼云烟吧。
钱塘观潮词的上阕以眼前之景之情咏叹，而下阕转折一下，回到与友人的惜别主题：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词人难忘与友人生活的西湖畔，春天里，小山中，空濛晴翠的山峦，似云雾缭绕的云霏，一派悠然之象，难怪他能写出欲把西湖比西子的名句。
西湖苏堤“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你我相遇于此，志同道合，也是千古难求的。而现在呢，我就要离开朋友，离开这美妙的西湖，去到朝廷之中，面对不可预知的祸福。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此处用了东晋谢安的典故，谢公即谢安，官至宰相，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大败前秦符坚百万大军，可是后来受到猜忌，出官到新城去。去的时候，谢安造了泛海之装，说将来要从海道回到故乡会稽东山去。可是，不久他病危还京，过西州门“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谢安的本志，也就是这里说的退隐东山的雅志，当时处于司马朝的黑暗，有魏晋风骨的说法，文人都有这种隐士之风。谢安死后，他的外甥羊昙非常哀痛，从此不从西州门经过。苏东坡这里写得很悲哀。他说我跟你定一个后约，有一天我要离开汴京，将从海道回杭，希望能如愿以偿。可悲的是，东坡妙手用典，却一语成谶，更加苦难的贬谪的生涯伴随了东坡的后半生。
“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我希望此去我能实现谢公之志，而老朋友你也就不用像羊昙那样为我在西州路泪水沾衣了。可是，后来苏东坡被贬到惠州，被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据说参寥子曾经不远千里追随寻访他。也算是得一知音。
杭州苏轼纪念馆一隅园内一角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看似平淡的文字抒写深厚的情意，而气势雄放，意境浑然。“从至情中流出”道出了这首词的特色。由于词人与参寥有着共同的志趣，由于参寥品德的高尚，他们的友谊是十分真挚的。词人所抒之情发自内心，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不因文字的平淡而失去其深沉、雄厚之力。这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种艺术境界，它看似容易，实际上只有少数作家才能达到。元好问说苏轼词“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此外，词中抒写出世的高想，表现人生空漠之感，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使人惟觉其气象峥嵘，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词人强调达观和“忘机”，使人感到的却是他对友情的无比珍重。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又执著于友情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
所以，这首词，由眼前之景，联想到风波同样诡谲的政治斗争，深刻而悲哀。认识苏东坡，不要只看他浅显的豪放的词，你要看他天风海涛之曲与幽咽怨断之音两种风格相糅合的作品（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更重要的是，你会感觉到，即使这样浓重的感情之下，词的叙述口吻，给人的感觉却是当时只道是寻常，这是东坡先生历经风波的彻悟，如同明代王阳明在贵州的龙场悟道，人生不过如此。所以在他后来的贬谪人生中，依然保持着真我，超然于物外。这才是他真正最高成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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