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农历3月7日，春。
苏轼到黄州这个地方已经三年了，他在这里一个叫沙湖的地方买了几块田地，建了宅子，供平时和朋友们游山玩水时休息。结果这天他们在林子中游玩时，突然天降大雨，不巧出门前他们都把雨伞放在了屋子里没带出来，于是都淋成了落汤鸡。同伴们狼狈不堪，但苏轼似乎心情还不错，等天晴了回到住所，赶紧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
林“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文章中我们提到过，被贬黄州期间的苏轼，几乎处于人生中最悲观的时期。（长恨此身非我有：苏东坡因这诗成了“逃犯”）政敌的迫害让他一度丧失掉对这个国家的希望和热情，在这段时间，他的文学创作渐渐脱离了政治层面，而是偏向于思考人生，畅想未来的生活。
苏轼雨落在树叶上噼啪的响，若是常人，本就因淋雨而沮丧的心情听着这声音肯定更加烦躁。但苏轼无所谓啊，他要吟着诗，在雨里慢慢走。竹杖、草鞋、蓑衣，他这一身轻便又不加约束，正如他此时此刻“无官一身轻”。冷风一吹，人清醒了；太阳出来一照，身上也渐渐暖和了。
这时苏轼也刚好走出了林间。他回头看向刚才走过的泥泞道路，独自沉默了一会儿，径直走回了住所。在他的小屋里，没有雨也没有太阳，但正因为什么都没有，才没有烦心事。
烟雨许多人在赏析这首词时，将其定性为“乐观”，其实根本没读懂苏东坡。如果他真的乐观，在风雨过后，晴日当空，他应该感慨“刚才风雨现在晴”。若是在四五年前，可能他会这么写，也这么想。但乌台诗案之后的他，变了。
风雨重要吗？晴日重要吗？他曾经在朝堂上受挫，也曾经受到重用，但这些起伏最终对他又意味着什么呢？王安石当年官至宰相，如日中天，可谓大大的“晴”啊。最后又如何，不还是独自失意的隐居在江宁，朝廷上终没有他一席之地，自己又凭什么比他好呢？
王安石王安石的遭遇是苏轼亲眼见证的。如果将时间从此刻向后推进十几年，苏轼就能看见今天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司马光，在公元年被宰相章惇把谥号剥夺了，差点没挖了祖坟；再过三年，宰相蔡京能把司马光活生生刻在耻辱柱“元祐党籍碑”上。
元祐党籍碑这些虽然苏轼还没看见，但他都懂，他能想象的出来。从范仲淹，到王安石，再到司马光，大宋朝廷的这点兴衰之道，聪明的苏轼早就悟出来了。所以他看开了，风雨也好，晴天也好，都是虚无。
此时的苏轼只想自由自在的活着，做一个与世无争、人畜无害的隐士。如果不是后来朝廷不愿意放过他，也许他这一生还真能就这么相对圆满的结束了，可惜啊，这冷冰冰的历史，哪有这么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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