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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

来源:沙湖 时间:2024/12/2
晴空万里,潇潇烟雨,人生两种不同的风景,您更喜欢哪一种呢?有的人可能喜欢阳光普照、天高气爽的明媚,也有的人可能喜欢珠帘卷雨、绿肥红瘦的清新。不过对于北宋一位大文豪来说,这可不是一道难以取舍的选择题。晴和雨,在他心中没有分别,都是一道自然的风景。这种豁达的领悟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因为有一天,他和同伴外出郊游,不料突然遇到风雨,朋友们都感到很狼狈,只有这位大文豪不在乎。他认为,在雨中吟啸诗歌、缓步慢行,即使手扶竹杖、脚穿草鞋也轻快得胜过骑马。时近黄昏,雨又忽然停了,他回顾刚才风雨交加的情景,感到既然风雨不足畏惧,那么晴天也不必过于欣喜。于是他爽朗一笑,说:“不如归去啊,为什么要在意是风雨还是晴天呢?”北宋是一个文化繁荣、文人辈出的黄金时代。人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词就是宋朝艺术成就最高的文学体裁。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文人,他就是堪称北宋第一才子的苏轼“苏东坡”,而他关于晴雨的独到见解,正是出自他最知名的词作之一《定风波》。一、词境赏析词是诗歌的一种,萌发于南朝,兴起于隋唐,在宋代达到全盛。它的特点是“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也就是每首词的字数、句数、每句的字数还有格律,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比作诗复杂多了,难怪人们要称作词为“填词”了。词还有词牌和词题,词牌是词的格式的名称,词题才是这首词的题目,有时会省去,或用小序来阐释作词的用意。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填词这么麻烦,一定很难有佳作吧?那我们就来欣赏苏轼的这首《定风波》吧!《定风波》,就是一个词牌名。在词作之前还有一段小序作为背景介绍:“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意思是说,某年黄历的三月初七,词人和几个朋友在沙湖赶路,拿着雨具的仆人先离开了,结果他们在路上意外遇到风雨。同行的人都感到很狼狈,只有词人不觉得。不一会,天又放晴,词人由此写下这首词。我们先来看这首词的上片。“莫听穿林打叶声”,穿林打叶,形容的是风雨穿透树林、击打在树叶的样子。穿和打,都是很有分量的字眼,描绘出风疾雨骤的气势。这雨要是打在自己身上,不是更加湿冷吗?难怪词人的同伴要感到狼狈了。但是词人不以为然,用“莫听”二字,否定恶劣的天气,认为周遭的风雨不足挂怀。这是为什么呢?词人自答:“何妨吟啸且徐行。”风雨阻挡不了他吟诗啸歌、缓步漫游的身影,所以不需要在意那风雨。“何妨”二字,又道出了词人在逆境中依然笑傲人生的心态。“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词人要依靠竹杖在风雨中穿行,草鞋早已被泥泞的土地沾污,原本是走得步步艰难,但是乐观的词人,认为比乘骏马疾驰还要轻快。后面的“谁怕”更是掷地有声,进一步表现出词人无惧风雨的自持、自立、自信的形象。接下来“一蓑烟雨任平生”,词人从眼前的风雨联想到人生旅途中的风雨了。风雨,象征着生活中的逆境、磨难、考验,它突如其来,想要打乱人的生命轨迹。但是词人就像在风雨中吟诗如常,在人生的低谷中也能够保持从容达观的胸怀,继续走自己的路。词的下片笔锋一转,以“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把词人的思绪拉回现实。乍暖还寒的春天,一阵风,竟吹散词人的醉意,带来微微的寒意。但是这微冷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雨过天晴,“山头斜照却相迎”。风雨来得突然,去得也快,不知何时山边已经出现了西斜的太阳,增添了温暖。“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的结尾是整部作品的点睛与升华之笔。既然生活中总会遭遇意外的风雨,风雨过后又是一个晴天,不就像是一种循环和轮回吗?再回想方才风雨交加的情景,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词人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淡然归去。在他心中,风雨不会让他恐惧,阳光也不会让他过于兴奋;对应到人生中,一切荣辱得失都不会动了他的心,这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然物外的境界了。二、词人背后的故事读了《定风波》,您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词人苏轼因为生活中的一场风雨,写下对人生这么深刻的领悟呢?这就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了。苏轼是北宋文学家、艺术家,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三人同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他的词作擅长“以诗入词”,以豪放、旷达的风格自成一家;书法被誉为“苏黄米蔡”北宋四大家之首;在绘画方面又开创了湖州画派。苏轼是诗文书画样样精通的大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政治家,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出非凡的天赋。北宋嘉佑二年,苏轼年仅20岁,就和弟弟苏辙一起进京赶考。当时的主考官正是文名远播的欧阳修,他看了苏轼清新洒脱的文章后,非常赞赏,打算擢拔为第一。但是他转念一想,这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呀,为了避嫌只评为第二名。结果考试成绩出来,第一名竟然还是欧阳修的学生曾巩,苏轼就这样阴差阳错成了第二。尽管如此,苏轼才华难掩,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见了苏轼兄弟,如获至宝,称赞道:“朕又为子孙找到两位好宰相啊!”考官青睐,天子爱重,刚刚成年的苏轼在京城已经名声大振,风光无限。但是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一场政治灾难意外降临。朝廷中,同样是文学家兼政治家的王安石推行变法,耿直的苏轼上书直言新法的弊病,遭到变法人士的排挤。他只好自请外调,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一带任地方官。虽然他远离了政治中心,但是苏轼没有一刻忘记报国,因而在地方他努力革除弊政,为民造福。到了元封二年,四十多岁的苏轼担任湖州知州,给宋神宗上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来是一篇普通的谢恩的公文,但是新党、也就是支持变法的官员却借机生事,断章取义污蔑苏轼在奏表中有讥讽朝政的句子,甚至从苏轼以前的诗文中,找出所谓暗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作为“旁证”。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就莫名其妙地被御史台的官员逮捕,押往京城受审。因为御史台的官署内种有柏树,常有乌鸦栖息,又名“乌台”。苏轼的这场变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这是苏轼一生最大的转折点,他含冤下狱一百多天,险遭杀身之祸。幸好朝中大臣还有太后都纷纷为他求情,苏轼才得以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的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监视。从此苏轼就开始了后半生漫长的贬官之路,那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苏轼一路被贬的真实写照。贬居黄州期间,是苏轼文学生涯最重要的时期。在经历过痛苦、低落的情绪后,天性旷达的苏轼重新振作,并在黄州写下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多篇杰作,我们今天欣赏的这首《定风波》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苏轼在黄州,曾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片坡地,贴补生计。“苏东坡”的别号就是这么来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品评:“东坡之词旷。”的确,苏轼经历了生死考验和仕途大起大落,在最失意的时候,仍然能够以从容淡定的心态面对,发出“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哲思。苏轼的诗文历来备受称道,相信不仅仅是字里行间流露的才华令人惊叹,文字背后那种逆境中坚韧不屈、超然洒脱的精神力量,更加令人动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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